朱枫烈士纪念楼

　　朱枫（1905-1950），女，原名朱谌之，字弥明，浙江镇海人。1927年毕业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，1938年至1944年，先后在党领导的桂林、重庆、金华、上海“新知”书店办事处工作。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9年底受命由香港赴台，执行秘密使命。1950年初由于叛徒出卖，被敌人逮捕，同年6月10日被害于台北。

　　1995年，在烈士故居，朱枫烈士纪念楼落成。

朱枫传略

　　朱枫，女，1905年生，原名桂凤，改名湛之，城关朱家花园人。出身富裕家庭。1914年入县立高级女子小学，1921年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。1925年“五卅”惨案发生，带头参加反帝爱国活动。1927年远嫁沈阳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举家返乡，翌年丈夫病逝。1937年“七·七”抗战开始，投入救亡宣传活动，参与救护遭日机轰炸的死伤人员。期间，与朱晓光结婚。当年底举家去武汉，次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，并捐款500元。武汉失陷前返浙江，在金华帮助台湾爱国志士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，慨捐800元，并向义勇队少年团捐赠衣物。1939年秋，与朱晓光赴皖南新四军军部，设随军书店。1940-1942年，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，先后坚持在新知书店和书店桂林办事处工作。1941年夏，化名周爱梅，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，探望和设法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的朱晓光，晓光于次年春越狱成功归队。1944年初至沪，参加书店驻沪办事处筹组同丰商行。10月，同丰商行遭敌破坏，曾被捕押于日本宪兵队，经受酷刑，守口如瓶，后经组织营救出狱。194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调至中共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经理财务，兼管情报部门经费，巧妙周旋于国民党经、军、警上层人物之间，保护党的事业和同志安全。1948年秋，调香港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奉命去台湾执行秘密任务。1950年2月，因叛徒告密，被敌人追捕，狱中坚贞不屈，同年6月10日，在台北壮烈就义。

摘自1994年版《镇海县志》

朱枫台北就义

　　渴望团聚

　　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前二个月，朱枫还在香港搞党的情报工作。她丈夫朱晓光己随解放大军，从东北南下，来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，被任命为市新华书店主要领导。从8岁起就在部队里长大的女儿晓枫已经18岁了，进入上海医学院学医。十多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他们的一家为民族解放，战斗在天南地北，忘掉了自己和亲人的安危。现在，战争逐渐远去，和平建设即将开始，双方的工作环境也安定了下来，一家人是多么希望团聚呀！特别是，当朱枫得知自己的丈夫积劳成疾，身患肺结核时，她更牵肠挂肚，二天发出一封家书，又安慰，又叮咛，又对未来温馨家庭生活充满憧憬和向往。领导上了解朱枫家庭的实际情况，已经决定让她调往上海。这年8月，朱枫把带在身边正在读小学的儿子朱明，托好友先带回上海，而自己加班加点，想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个了结。不久，她终于办好工作移交，她飞笔写信给丈夫和女儿告诉好消息：“现在随时可以走得了！”（右边相片于赴台前一个月照的[即1949年10月25日]）

　　舍亲受命

　　正当朱枫一家在港沪两地共梦团聚的日子里，华东局有关领导也为一件重大使命而举棋不定。新中国即将成立，解放台湾箭在弦上，但舟山、金门之战意外受挫，急需派员入台与台湾地下党取得联系，但谁能担当如此重任？朱枫成了第一号理想人选。忠诚、机警、成熟，而且在台湾还有社会关系，各种条件，无出其右。可是，有关领导却对此犹橡了好一会。因为他们深深了解朱枫十余年来在敌人心脏出生入死，在她即将调回上海一家团聚的时候，又让她担此风险，确有不忍。但在没有第二个选择的时候，终于找她谈话，并征求她意见。这个任务虽出于朱枫意料，但在稍作思考以后，她却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，并立即挥毫给丈夫写了一封不好懂的家书：“兄将外出经商，此去将有几月逗留，妹不必惦记，也不必和他人说起。妹如需去别处，请勿为我滞行。这时候，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，更重要的应该去做，几个月后，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，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……”过了几天，朱枫又发出一封给丈夫的信：“今有许多信从上海邮来，可是没有我的，好不怅怅。你一定以为我也许去了。好吧，那就在心里想念着，想念着，一直想到见面的时候，会更增加愉快的。”
多么伟大的战士情怀！又多么深厚的夫妻挚情……

　　虎穴得“宝”

　　朱枫26岁远嫁东北，丈夫是沈阳兵工厂炮厂的总工程师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不愿做亡国奴的她和她的丈夫，举家返镇海。第二年夏，丈夫不幸病逝。留下两个孩子，大女儿阿菊，女婿叫王昌诚，那时是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。几个月前，朱枫刚刚接到过女儿女婿的来信，邀她去台湾玩，还寄来“入口证”等证件，但被她婉言谢绝了。现在，她真的要去看望多年未见的女儿女婿了，但心却是沉沉的。在她身上，有组织开出的两封介绍信。一给蔡干〔孝干），二给吴石；在衣服隔层中，还藏有金链和金镯。
　　11月27日，朱枫乘班轮从香港抵达台湾基隆，女儿女婿已经静候多时了。码头上母女的热烈相拥，把周围军警特工的警觉也融化了。根据出发前与上级的商定，这次赴台，她只单线会两个人，完成任务即返回。凭借阿菊夫妇的天然屏障，她先会蔡干，双方约定联系方式；不久又与吴石接上头，并前后七次相晤，获得大量极其重要的绝密军事情报，又迅速通过关系，陆续转香港送往大陆。40多天的出生入死，朱枫顺利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，得到上级的指示：“速回”。她就让女儿买了返香港班轮的船票，还顺便托一位商界朋友捎回给上海亲人的一张便条，简单到只有几个字：“凤将于月内返里（朱枫在家小名桂凤）1950年1月14日。”日夜默默祈祷平安的在上海亲人，接到朱枫的亲笔字条，心中的甜蜜无法形容。

　　慷慨悲歌

　　正当朱枫浸沉在功成即将凯旋的喜悦之中时，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厄运正在向她逼近。原来，在49年底和50年元旦，台湾地下党两名主要干部先后被捕。朱枫得到警报时，台湾己经实施戒严，海空进出台湾的通道全被关闭。在紧急关头，她求助吴石。吴石冒险亲自开出“特别通行证”，通过军用飞机，将朱枫送到还在蒋军手中的舟山，谋求利用舟山渔船，让朱枫返还老家镇海。2月2日，在白色恐怖下，地下党“台湾省工委”书记蔡干也落入敌手。想不到这个有25年党龄的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，仅经一星期拷问，全部供出党内机密，包括朱枫和吴石。他还亲自打电话找朱枫，但朱枫已经飞了。而敌特在吴石寓所，却搜到为朱枫开出《特别通行证》的证据。于是吴石“通敌”罪证和朱枫去向全部揭示。朱枫在舟山某医院的好友处藏匿两周后也终落入魔掌。朱枫意识到在劫难逃，在沈家门羁押时，从皮衣的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，分四次把有二两多重的金属吞服，决心以身殉职。但被敌发觉，延医未果，就立即押回台湾，在某总医院把金物取出。敌特原以为女流之辈，一定会像蔡干一样不堪一击，还特地制定“生活上优待，谈话上安慰，接触上温和”策略实施征服，但一切手腕皆未如愿……
　　6月10日下午4时半，朱枫与吴石将军、陈宝仓中将、聂曦上校，在台北刑场壮烈成仁。